2018年底，50岁的四川人老许登上了远赴非洲喀麦隆的飞机。
一名老乡给他介绍了一份在非洲某矿业公司的工作，老板是中国人，包吃住、包机票，一年还有10万元的收入。可是干了不到一个月，老许觉得力不从心，辞工回国。就在回家后不久，他的身体出现各种不适，甚至产生了意识障碍。最终，老许没能如愿迎接新年的到来，撒手人寰。
这一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父亲病得如此重，走得如此急，是否和在非洲的工作有关？老许的家人辗转千里，来到浙江杭州萧山瓜沥镇讨要说法。
事件聚焦
出国打工不料生离死别
去非洲打工，是老许一家人慎重商量的决定。
虽然离家万里，工作生活的环境也比较艰苦，但想着能赚到比老家高出不少的收入，老许还是动了心。80多岁的老母亲和妻子女儿都担心他的身体，但老许对这份工作还是有期待的，想着再咬牙干几年，家里的境况好一些，他也就能享福了。
老许从事的，是放炮和钻孔的工作。工作强度大，身边的同事很多都比他年轻不少。为了能多赚点奖金回国，同事们一个个都很拼。可是老许毕竟上了年纪，离家又如此之远，不到一个月，他就产生了回国的念头。
企业在非洲这边的管理人员考虑老许的实际情况，同意和他解除劳动合同，并结算清了工资。老许也当面作出承诺，之后自己产生健康、医疗等问题，均与公司无关，不会再以任何理由要求公司支付其他费用。
2018年12月30日，回家不久的老许出现了口齿不清、神志模糊的状况。家人立即把他送到医院，但最终因抢救无效死亡。
悲痛欲绝的家属，坚信老许的突然死亡与其前往非洲工作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家矿业公司远在非洲，但公司老板就在国内，于是，老许的家人通过当时介绍工作的四川老乡，辗转打听到了公司老板的家在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
热心老乡打听到了老板家里，要求给个说法。老板找到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又因为这起纠纷疑难、复杂，村人民调解委员会邀请了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一同调解。
和事佬上阵
第一招：调解“准备会”梳理法律关系
瓜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派出了具有丰富调解经验的调解员童世创，作为这起纠纷的主要调解人。同时，调委会还专门针对这起纠纷，开了个“准备会”。大家对这个案子的特殊性，展开谈论。
有司法所工作人员提出：“企业在国外，老板在国内，我们调委会是否有资格对这起纠纷进行调解？这关系到调解时法律适用，以及将来达成的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调解员们对此做了一番功课。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外国公民、外国法人的，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
喀麦隆某矿业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喀麦隆杜阿拉（杜阿拉是喀麦隆最大的城市，是该国利托拉省的省会），所以可以判断为涉外民事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一条明确，“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适用经常居所地法律。”老许是四川人，生于原籍，长于原籍，无外地居住史，由此可判断其民事权利能力，适用中国法律。虽然喀麦隆某矿业有限公司注册地、主营业地均为国外。但这起纠纷中，只要有一方适用中国法律，这事儿就有眉目了!
第二招：以心换心以情动人
明确定性，调解员们立即开始收集资料，了解案情。
“我爸爸去世前的病症，与埃博拉病毒感染者非常相似，潜伏期时间也吻合。我从报纸上看到，目前埃博拉病毒在非洲横行，我爸爸很有可能是得了这个病去世的。”
家属提出的疑惑，引起了调解员的高度重视。他通过公司方找到了企业在喀麦隆的负责人。
“如果真的是埃博拉病毒，事关重大，谁都不能掉以轻心。我们了解到，目前该公司在非洲的工作人员，没有出现一例类似症状。有曾经的同事突然去世的消息传到非洲后，他们又组织了一次全员体检，也没有发现病毒携带者。”
童世创告诉记者，死者去世前的就诊记录显示，医院是按照疟疾进行的治疗。为了明确死亡原因，他建议尸检，但遭到了家属的拒绝。“出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对尸检总是有排斥的。这也在意料之中。”
在充分调查了解的基础上，调解员决定从人道主义补偿的角度，来确定调解思路，并且制定了周密的调解方案。
光是这样，还不够。
正式调解开始之前，瓜沥司法所所长吴健鹰和调解员童世创多次与企业主交流，让他亲自出面和家属沟通，以表达解决纠纷的诚意。
“人民调解的前提，是双方自愿。”吴健鹰说，“开始的沟通中，我们能感觉到家属对我们的不信任。换位思考，这也好理解。事实上，我们也很希望能妥善处理好这起纠纷，既为受害者争取权益，又维护好社会稳定。”
“我们反复向企业主强调，态度一定不能强硬，可以主动提出承担他们的食宿。不管双方的诉求差距有多大，至少让对方先看到企业的诚意。”童世创告诉记者，这是他多年调解的经验。
第三招：权衡利弊换位思考
果不其然，做足了准备工作之后的调解现场，并没有想象中的“剑拔弩张”。
家属代表和企业代表争议的焦点，很快集中到了“是不是感染埃博拉病毒”“能不能认定工伤”的问题上。
调解员向家属解释，调解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死者是否感染埃博拉病毒，在不进行尸检、没有医学方面证据支持的前提下，谁也不敢妄下论断。另外，传染病并不在职业病的名录当中。所以，主张工伤赔偿，在法律上很难成立。
“当然，如果调解结果你们不能接受，也完全可以考虑诉讼。可是目前来看，确实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让公司方承担责任。而且企业远在非洲，请律师花销大不说，长途来回奔波的人力物力财力是否吃得消？”
在家属代表斟酌考虑的档口，调解员又赶紧做公司方的工作，希望公司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死者家属失去家庭顶梁柱和精神支柱的艰难情况，积极给予抚慰。“你们公司员工也不少，大家都会关注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你们积极的态度，也能让远在非洲的同胞感受到公司的温暖，踏踏实实工作。”
经过调解员的不懈努力，双方终于平息怨气，签署调解协议书。企业代表当场支付了30万元人道主义补偿。
和事佬有话说
调解的“艺术”
在看似“和风细雨”的劝说中化解即将涌来的“狂风暴雨”，使得民事纠纷无需对簿公堂，这正是人民调解的魅力所在。
“不打无准备之仗。先创造一个好的基调，对于矛盾纠纷的顺利解决至关重要。”采访过程中，调解员童世创的这句话让记者印象颇深。
这起纠纷调处的始终，很好地体现了人民调解的“艺术性”。现场调解开始之前，调解员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不仅与双方充分沟通，倾听诉求，还从法律依据到相似判例，再到考虑各种可能性的调解方案，“案头功课”非常到位；矛盾双方也在调解员的撮合之下，有了理性的沟通，让最终的现场调解得以直奔主题，使纠纷在短时间内圆满化解。
（文中当事人除调解员和司法所工作人员外均为化名）
来源：平安浙江网 责任编辑：王淑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