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0日上午，山西晋城中院召开2019年第5次审委会，并邀请了律师参加审委会听证。（晋城中院微信公号/图）
作为执业三十多年、代理过四千多件刑案的老律师，秦翰泽还是生平第一次走进法院审委会。
“审者不判、判者不审”是法院审委会制度受到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打了个比方：“医生凭什么不接触病人，就直接开药方呢？”
审委会虽亲历性不足，但要彻底改革，中级法院也无能为力。作为晋城中院的外聘专家，范向阳理解，晋城中院是尝试在现有框架下“改造”审委会，力求增加委员的亲历性。
“我认为，本案中控方所指控的第二起事实证据不足……”
2019年5月10日上午，山西晋城中院召开2019年第5次审委会，讨论被告人王某涉嫌诈骗一案。秦翰泽作为王某的辩护人，向审委会15名委员做了陈述。
这是当了三十多年律师的秦翰泽，头一回参加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现场还有晋城市检察院公诉处处长和该案承办检察官。
控辩双方齐聚法院审委会会场，这样的场景，目前只出现在山西晋城中级人民法院，该院将这种新尝试称为“审委会听证”。
“律师来法院参加审委会了？”5月14日，晋城中院微信公号以这个疑问句为题，向外介绍了这场由地方法院自发推进的改革。文章称，晋城中院在全市推开审委会听证制度，审委会讨论案件，可以通知当事人、辩护人、公诉人等参加会议，听取他们的陈述，或向他们进行询问。
公号文章发出后，引起法律界广泛关注。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方向成为关注焦点。
“审者不判、判者不审”是法院审委会制度受到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晋城中院相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说， “如何保障审委会委员对案件的亲历性，是改革的初衷，咱们也不是心血来潮，要做这么一件事。”
分段进行不公开原则未破坏
2019年4月，晋城中院向该市基层法院下发了建立审委会听证制度的规定，并选择了一起争议较大的民事纠纷案件“试水”。
晋城中院曾就该案作出了两份相互矛盾的裁定，审委会也不能达成一致意见。院长遂提议通知原被告双方的代理律师到审委会现场陈述，委员们最后形成了一致意见。
对于控辩双方分歧巨大的刑事案件，晋城中院认为更有举行审委会听证的必要：“一方说有罪，一方说无罪，这涉及公民的基本人权，当然要慎重。”相关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秦翰泽代理的王某涉嫌诈骗一案，偶然间成了晋城中院第一起经过审委会听证的刑事案件。
据案件承办法官介绍，检方起诉被告人王某诈骗360余万，一审法院认定了其中的240万，判决王某构成诈骗罪。王某不服，提出了上诉，称诈骗240万不能成立，律师做无罪辩护。但检方则认为一审未认定剩余120万，判得太轻，提出了抗诉。
“控辩双方观点悬殊，分歧非常大。而且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按规定要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承办法官据此提出申请，要上审委会研究。
推行改革的院长建议审委会对此案采用听证程序，时间定在5月10日上午。承办法官提前4天将这一消息通知了秦翰泽，让他做好参加审委会听证的准备。
“这是我们律师界的一大喜事！”秦翰泽一听，就觉得这事新鲜。作为代理过四千多件刑案的老律师，秦翰泽还是生平第一次走进法院审委会会场。
会议从上午8点半开始，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是听证，承办法官代表合议庭，向审委会汇报王某一案的事实、证据及控辩双方主张，但不发表处理意见。承办检察官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取证环节等内容进行了说明，辩护律师就争议事实及主张进行陈述，委员作了询问。
承办法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与以前向审委会汇报相比，这次他汇报得更详细、全面，对控辩双方的意见做了更充分的准备。
“控辩双方都在现场，实际上也监督了承办人。你是不是漏了我的东西？双方对哪几点没争议，对哪几点有争议，承办人肯定是谨慎、如实汇报。”晋城中院相关负责人分析。
“法官也是人，他钻到案子里可能就出不来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相关负责人说，有时承办法官并非主观故意，但在汇报案情时因为先入为主，容易有倾向性，或忽略掉自认为是细枝末节的重要信息。如果审委会委员把握案情完全依赖于承办法官的汇报，就只能在对事实理解不准的情况下发表意见。控辩双方在场，则能避免案情信息间接传递造成的偏差。
律师秦翰泽在陈述时着重强调，检方指控被告人的证据不应采信，因为都是和受害人有特殊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审委会委员们就此当场询问承办检察官，检察官指出，也有书证和其他人的证言。
2019年初，该案二审开庭时，控辩双方也对此进行过法庭辩论。但这次听证，委员们实际上现场听取了合议庭和控辩双方的三方意见。一名委员称，亲历交锋后，他对此节争议“内心有了更为确信的判断”。
听证结束后，控辩双方退席。秦翰泽走出会议室后一看表，时间已接近11点。
接着，审委会进入第二阶段：评议。承办法官先讲合议庭的处理意见，审委会委员再按顺序发表意见。
“以往，我们向审委会汇报案件的同时，会说合议庭的处理意见。这次因为听证时有律师在场，所以先不发表意见，等律师离场了才说。”承办法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按法律规定，合议庭和审委会评议案件都不公开，其目的是使每个参与评议的人员可以畅所欲言，从而保障审判权得到充分行使。
晋城中院相关负责人认为，审委会听证制度的流程设计，并未破坏不公开评议原则：“听证环节结束，控辩双方退席后，委员们再开始讨论。这时就像平常的审委会一样了。”
正是因为讨论案件不公开，审委会在外界看来一直有些“神秘”。晋城中院相关负责人相信，引入听证程序，可以打消当事人的疑虑，增进社会公众对审判运行机制的了解。
晋城中院还特别规定，当事人有平等参加听证的权利，听证应对全体当事人公开，不得仅通知一方当事人参加。
老问题被长期诟病
相关负责人认为，听证有利于审委会委员在有限的时间内全面、客观、准确地掌握案情。
包括院长在内，晋城中院审委会共有19名委员，都是从业三十多年的老法官。
但老法官也有为难的时候。因为时间紧，审委会讨论案件时，委员往往是坐在会议室里听承办法官汇报案情，然后马上做决策。很多委员觉得这样确实“太仓促”，而且没有亲历案件，“亲历性不在则正当性不足”。
所谓司法亲历性，就是裁判者要亲自经历裁判的全过程。亲历性有一些基本要求，包括裁判者在裁判过程中必须亲自在场、以口头方式进行直接审理、直接接触和审查各种证据，特别是直接听取诉讼双方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言词陈述，而且裁判者也不能随意更换，否则后来参与的法官就无法“亲历”。
中国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案件由独任法官或合议庭审理后作出裁判，裁判者亲历了案件全过程。但也有一些案件，虽由合议庭审理，但最后是根据审委会的意见下判。
“这是我们国家审委会（制度）存在的老问题了，法学界长期诟病。审委会委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是不在场的，只是最后听（承办法官）汇报，那当然有偏颇。”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打了个比方，“医生凭什么不接触病人，就直接开药方呢？”
“审委会是我们从苏联学来的，在复杂的司法环境中有存在的必要性，它是一个分散风险的组织。”曾任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主审法官的范向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一起案件受到的压力较大，承办法官的普遍心理是希望“上审委会”，“集体讨论决定的，外界再干预也没话说”。
在这种背景下，审委会虽亲历性不足，但要彻底改革，中级法院也无能为力。作为晋城中院的外聘专家，范向阳理解，晋城中院是尝试在现有框架下“改造”审委会，力求增加委员的亲历性。
也有人提出过其他改进方案，比如直接让审委会全体委员旁听案件庭审，或者观看庭审录像。但晋城中院评估后认为，时间成本上考虑，这不可行：“一个案件有时候开半天，有时候开一天，案卷加起来一米多高，审委会成员都是院领导、庭长，不可能长期集中去旁听。”该院相关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而且，旁听庭审或观看录像时，委员不能代替合议庭发问，对增加亲历性的帮助也有限。
晋城中院最终决定，在承办法官向审委会汇报案件事实阶段，引入当事人听证程序。
▲2019年4月30日，晋城中院印发了《关于建立审判委员会听证制度的规定》的通知。（晋城中院微信公号/图）
律师提出新证据怎么办？
正式决定实行审委会听证制度以前，晋城中院算过一笔“账”。
一家法院一年要“上审委会”的案件数量差别较大。范向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高法院审委会大量精力用于研究出台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需要讨论的个案不多，一个庭一年只有几件。
山西晋城有1家中级法院、6家基层法院，两级法院全年受理案件约31000件，审委会要讨论三百余件，约占1%。
“一个法院，一年要上审委会的案子不到50件，那审委会还是有能力研究的。这是我们做的基本调研。”晋城中院相关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况且，上审委会研究的案件，也不一定都要举行听证。晋城中院规定，可以听证的案件范围包括再审案件、合议庭成员对案件事实认定存在重大分歧、涉及重大利益及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等6类，其中有一条兜底——院长认为应当听证的案件。
估计下来，晋城每年大约会有70件案子要进行审委会听证，每家法院约10件。晋城中院相关负责人由此认为，听证程序并未过多占用审委会委员的精力。
但作为一项新制度，审委会听证推出后，还是引来了一些争议，有些人对此举的法律依据提出了质疑。
介绍此项改革的公号文章后来放出了近50条留言，置顶的一条洋洋洒洒五百余字，其中写道：“晋城中院此举确无法律明确授权，但法律亦无禁止……有何不可？君真以为，国家机关任何行为皆依授权，不作变通和尝试，就是好的机关？”
范向阳对此的理解是，法院审委会邀请任何人列席会议，都在审委会的权限范围内，无需法律依据。“法律规定检察长可以列席审委会，指的是检察长想参加时，法院无权拒绝。这当然需要法律授权。但在法律没授权的情况下，法院想请检察院派人参加，或想请律师参加，也可以。这完全是根据法院自己的需要。”
还有学者提出，如果将来在审委会听证进行时，律师提出新的证据或辩护意见，怎么办？
“审委会讨论案件，意味着原来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都已结束，案件已经到了评议阶段。这时审委会还像合议庭一样直接面对诉讼双方，那律师就有可能向审委会提出新的意见。那法院是不是要终止评议，恢复法庭审判？”该学者担忧，审委会听证将造成审判程序的混乱。
“这还没遇到过。”晋城中院相关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审委会听证不能替代合议庭审理，新的证据不应在审委会听证阶段提出，如果在实践中确实出现了这种情况，应当中止听证，交由合议庭依法处理。
列席和听证是两码事
在律师圈内，支持晋城中院改革的意见居多。范向阳将晋城中院公号文章发到过许多律师群里，引起一片赞扬，“就没看到反对的”。
也有律师相信，晋城中院对审委会的“改造”，是受了他们的启发。2018年，检察长列席法院审委会制度在法律界引起争议后，有律师公开表示，应该让律师也列席审委会，以达到控辩平等。
晋城中院向南方周末记者否认了这一说法。相关负责人表示，检察院派员列席法院审委会的做法并非2018年才出现，1954年制定的法院组织法和1979年的修订版中，都有检察长列席法院审委会的规定。这是一项存在了六十多年的法律制度，但在过去应用不多，张建伟将其称为“在很多地方已经被遗忘的条款”。
2018年6月，最高检检察长张军首次列席最高法审委会后，各级检察长相继列席审委会。
“为什么检察长要列席，这实际上不是控方在审委会讨论中的延伸。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它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途径之一就是检察长可以亲临法院审委会。”张建伟表示，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并不意味着律师必然可以对等地列席审委会。
同时，检察长列席时也不宜就个案发表过于具体的意见。“当然，审委会在讨论中对案件处理若有明显不公正，检察机关从保障司法权公正行使的角度发表意见，难免涉及具体个案。”张建伟说。
既是刑事案件的公诉方，又是法律监督机关，审委会该如何对待检察院的“双重身份”？
晋城中院的处理方法是，检察长按法院组织法规定列席审委会时，行使监督职能；当检察院作为公诉方，受法院邀请与辩方一起参加审委会听证时，双方地位平等。
这种“平等”在王某案的审委会听证中已有体现，第一阶段结束后，双方共同退席。“不能说听证阶段，我（检察院）代表控方讲讲意见，等辩护人走了，我再留下监督，这也不合适。”该院相关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该负责人进一步解释：检察长列席审委会，或公诉处长代表检察长列席，行使的是法律监督职能，可以全程监督，公诉人参加审委会听证，行使的是控诉职能，听证结束后应当退席，“列席和听证是两码事”。
（ 本文首发于2019年5月23日《南方周末》，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谭畅 南方周末实习生 桂天舒 李馥含。 ）
来源：山西长安网 责任编辑：刘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