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走进天津刑科所——让证据“说话”
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告诉我们，只要进出犯罪现场，就会发生犯罪人与案发现场之间的物质交换，甚至空气、光、声音、气味……都有可能藏着至关重要的线索。而刑事科学技术的应用，就是让证据说话，还原犯罪过程，指向犯罪嫌疑人。
在天津的西郊有一个占地面积很大的“科技城”，叫它“城”，是因为这里分布着许多高低不同的小楼。至于科技感，就隐藏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楼里。
从外面看，这里的建筑跟“科技城”实在是有点搭不上边，外墙斑驳，窗户老旧，一圈不高的围墙挡不住从旁边海鲜市场飘来的阵阵鱼腥味。而就在这里，却有着天津乃至全国顶尖的刑事科学技术以及技术背后的“元老级”专家。
小编前不久有幸走进这座神秘感和科技感满满的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探寻在这里发生的故事与变革。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警察接收了旧警察系统部分刑事技术工作，当时只有初级的手印管理、法医检验和文件检验。1991年6月10日，天津市公安局五处技术科改建为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内设五个单位：综合办公室、法医室、痕检室、理化室以及照录像室。
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天津刑事科学技术工作逐步发展为涵盖照录像、痕迹、指纹、文检、电子物证、法医物证、生物物证检验、法医活体检验、理化、毒化、搜排爆、警犬侦训等多学科、多门类、多手段，适应新形势的应用科学技术体系。
现场勘查箱——从“老三样”到百宝箱
刑事案件现场勘查，是非常专业的技术活，也是又苦又累的体力活。老一辈的刑侦专家常说：“现场勘查要蹲下来、趴下去”，讲的就是勘查员在现场的工作状态。
有一年，天津某单位发生一起盗窃案，却没丢什么值钱的东西。张波到现场勘查后发现，单位二楼走廊尽头两侧的办公室门均有被撬的痕迹，一边被撬开了，另一边却没撬开，而疑点就存在于被撬开的一边。当将门合掩时，恰好看不到撬痕，而门打开后，地面上却散落着稀碎的木屑，这说明什么？经过其他证据的佐证，验证了张波的猜想，门是用钥匙和平打开的，撬痕则是用来伪装盗窃现场。很快，案件的侦破就有了方向。
我们与真相的距离究竟有多远，其实就在这细微之处的观察和逻辑严谨的分析中，越来越近。
痕迹检验室张波介绍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们出门办案主要靠“双腿和双轮”，双轮指的就是自行车，仅有的几辆吉普车和摩托车，只有在大案要案的时候才会使用。那时候，他们去现场勘查，背的勘查箱里放的是老三样：放大镜、化学试剂和一个手电筒。
痕迹检验室张波保存的老勘查箱，内含物品不全。
当年，张波勘查箱里的手电筒已经算是比较豪华的装备了，但普通手电筒的灯光并不能满足现场勘查的需要，“很多痕迹在普通光线照射下是没法显现出来的。”
新老勘查箱对比
现在，装进勘查箱里的“宝贝”琳琅满目，现场照明用的设备也多，这样“标配”下来，一个勘查箱大约重20斤左右。
新勘查箱内部的“豪华配置”
照相录像检验室——不是按快门那么简单
现场的刑事照录相技术员有点像摄影师，他们的重要装备就是相机。但与摄影师不同的是，他们要拍摄的是“看不见的东西”。
那一年，南开区某泵站发生抢劫案，现场发现了印在铁罐上的指纹，但提取起来比较困难。于是，通过利用特殊光线照相消除了背景影响，得到清晰的指纹照片，经翻查比对，顺利将案犯查获。
从警36年的张景涛，不仅在现场拍照取证时有着丰富的照录像经验，在对影像资料的同一性鉴定方面也十分地专业。是伪造？还是有意截取某片段？这些伎俩都瞒不过这位老刑警。
现在，手里的家伙早已由原来的胶片摄影改为了数码照相，可对于张景涛来说，照录像绝不是按按快门那么简单。“现勘影像记录是还原现场的模拟再现，每个照片、每段录像都要环环相扣，这样提供的证据才毋庸置疑。”
解剖室——却不仅仅在解剖室
现场，痕检技术员的好搭档是：刑事照录相、法医。
以前，法医出现场，身上都背着一个20多斤重的大箱子，里面装着大大小小的器械，柳叶刀就是被大众所熟知的工具之一。
当时，很多地方没有专门的解剖室。命案一发，法医就在现场开始解剖，痕检技术员就给搭档“打下手”，帮着递器械。
2000年3月8日，法医室拥有了独立的解剖楼，内设解剖室三间、病理实验室三间、病理诊断室、勘查设备准备室等，尸库存尸量可达90具，办公环境、工作条件明显改善。
而在曾经解剖过几千具尸体的老法医杨振来眼中，解剖室仅仅是法医的一个工作台。
37年前，杨振来从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来到天津市公安局从事法医工作。多年的知识积淀和丰富的实战经验，让他逐渐意识到，作为一名法医，最高境界是对犯罪嫌疑人的刻画，为案件的侦破指明方向。
杨振来回忆道，那是一年深秋，一位老太太惨死在家中。对尸体做完勘验后，杨振来没有离开，他环顾四周，在房间内一盏壁灯的拉绳处，发现了几粒小米粒大小的血迹。为什么此处会有这样形状的血迹呢？杨振来分析，这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将老太太杀害后，想开灯翻找财物，结果无意间将袖子上的血沾到了墙上。
这血，是老太太的血。
案发过程，在杨振来的脑海中一步步还原，渐渐清晰，直逼真相。当凶器狠狠扎向这位老人时，她的血喷溅而出，顺着嫌疑人用力的反方向，溅到了嫌疑人的袖子上。因为嫌疑人穿的上衣不吸水，所以血沾到墙上时，呈现的是小米粒状，而不是成片的血迹，那天嫌疑人穿的应该是皮衣。再通过侦查实验以及犯罪现场的其他细节得出，这名嫌疑人身高一米七左右，和平进入现场，熟人作案。
很快，犯罪嫌疑人身份得到了确定。是老人的一个亲戚，游手好闲的青年人为了一点钱财的临时起意。
亲情，对于将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人来说，是如此地不屑一顾、不堪一击，而你侬我侬的爱情，在魔鬼的爪牙下也终将会和着血，被吞噬殆尽。
有一天，一个全身湿透的男子跑到派出所报警称，他和女友不小心双双落水，他拼尽了全力去救，也没能把女友救上来。情况危急，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却发现该女子已没了呼吸。当大家都以为这是一场意外时，杨振来只看了一眼尸体就断定“这是谋杀！”现场民警惊诧不已，连忙问是怎么看出来的。杨振来说道：“你看她鞋底，那么干净，连淤泥都没有。如果是不小心溺水，一定会有挣扎，在这么脏的河沟里，鞋底怎么会这么干净呢？”经进一步尸检，果然在该女子的颈部发现一圈浅浅的掐痕。
案件破了，因为感情纠葛，这个报警的男子将女友掐晕后，丢到了河中，又自作聪明伪造出溺水身亡的假象。法医这个工作，就像一本本推理小说的复刻——在千头万绪中，找准关键点，直击犯罪嫌疑人设下迷局的要害。
指纹——“人体身份证”
1988年至2002年，犯罪嫌疑人高某在甘肃省白银市及内蒙古包头市连续强奸残杀女性11人，作案跨度14年，侦破跨度28年。这一震惊全国的”白银系列杀人案“被称为“世纪悬案”。
幸运的是现场勘查做的比较细，11起案子中，绝大多数都提取到了关键物证，比如指纹和生物检材。而嫌疑人的生物检材在当时DNA数据库内无一比中，现有条件下，做指纹比对就成了不二之选。
28年来，为侦破这起“世纪悬案”，采集的指纹达23万枚，面对如此数量庞大的指纹，有能力做比对的专家在全国却没有多少。从事指纹检验工作的张晓戈，当年就是这些为数不多专家中的一员。
据他回忆，当时他们将指纹做成一张张一只手大小的卡片，再把卡片整合起来做成册子，保存在“指纹库”中。指纹的差别就在纤毫之间，靠人眼，拿着放大镜一点点的看。他要比对指纹，就要跑到“指纹库”，一边看小卡片，一边和边上的那些册子比对。而那些册子，就是如今“指纹库”的“鼻祖”。
1996年，天津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开始建库，而后不断优化升级，现库内指纹数已达一百五十万，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现在，指纹识别系统的算法越来越精细，识别精度也在不断提高，通过指纹比对，先后破获了多起大案要案。
而在从事这项工作已经35年的张晓戈眼中，这项工作带给他的成就感不是参加了什么大案要案，也不是获得了什么荣誉，而是办案兄弟们只要知道是他看过的指纹，大家都放心。这也许就是一位技术警察对自己的要求，大家的信任是对个人能力的最高肯定。
DNA——仪器下的理性分析
随着科技的进步，DNA鉴定技术灵敏度不断提高，极其微量的生物物证中也能检出有效的DNA分型，通过DNA数据库比对可以在茫茫人海中精准锁定犯罪嫌疑人，找到失散多年的亲属，为侦查破案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支撑。
2015年年初，北辰区发生一起杀人案，董某在家中被杀害，现金1000元和死者手机也同时丢失。现场种种迹象均指向死者丈夫，而死者丈夫也说是自己作的案。案件似乎已经定了性，可就在这时，DNA检验人员在死者的指甲拭子、上衣纽扣等微量物证上检出一男性DNA，录入全国DNA数据库应用系统后，立即比中犯罪嫌疑人姚某，同时排除了死者丈夫的嫌疑。
为了偷点东西，犯罪嫌疑人姚某翻墙进入被害人家中，被发现后害怕事情暴露，便索性将被害人掐死，而死者丈夫又因痛失妻子，不想独活于世，以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结束生命。正义与真相，在DNA检验技术下得以彰显，而人最脆弱的情感却无法用技术来宽慰。恶有千万种形态，杀人的，总是对生命极端冷漠，对他人，也对自己。
在做DNA检验时，技术人员不能被案情左右。于是，在精密的检测设备下，这些主观情感上的感叹被很好地包裹埋藏，取而代之的是客观数据和不讲人情的真相。
天津早期DNA检验
DNA检验技术自1989年开展以来，逐渐被认识和应用，1991年天津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法医室DNA组受理的案件只有3起，主要是亲子鉴定类案件。
生物物证检验室朱巍介绍说：“当时还没有建库，做DNA比对需要的样本量很大，而且需要将两个样本做同期检验，完全靠人工。”
天津是国内最早开展DNA数据库建设的DNA实验室之一，比中率一直在全国名列前茅，在案件的侦破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文检——最是体现人情冷暖
谈到经济发展给刑事科学技术带来的变革时，文件检验室的赵元翔非常自豪地说：“文件检验技术的发展与国家经济发展是最为密切相关的。”20年前，从中国刑警学院文检专业毕业的他，干过很多警种，最后回到专业上来时，对文检检验工作已有了更为“接地气”的理解。
他回忆道，以前做文检工作，因为检材大多是手写的，工具只有一支笔、一杆尺和一个放大镜。而随着经济发展，喷墨打印机、复印机、消退笔、电子签名章等新兴产品出现，倒逼着检验技术的革新，检验设备也随之升级迭代。
在多年的文检工作中，赵元翔感触最深的是“文件检验最是能体现人情冷暖。”事情，还要从那一年一家人的遗嘱纠纷说起。兄弟姊妹几人，每人手中都有一份遗嘱，都说是老头亲笔写的，闹得不可开交。而他们的父亲却并没有过世，也不承认自己写过这些遗嘱。办案民警一筹莫展，没办法，只能将这些遗嘱送到赵元翔这里。仔细比对后，赵元翔认定系同一人笔迹，也就是说，这几份遗嘱，皆由这位父亲亲笔书写。后经过沟通，赵警官心里也就明白了几分，如果不是万般无奈，这位老父亲怎么会给每家都写一份遗嘱呢？
人情的冷暖、人性的另一面就在这一份份无声的检材中慢慢浮现，似浓雾般罩在这些技术警察的心口上，压的人透不过气。
电子证据与视频侦查——科技兴警战略下的公安工作信息化、智能化、现代化
2009年1月，电子证据检验室正式开展电子证据检验鉴定工作。范玮介绍说：“刚建起来的那一年，一共才受理16起刑事案件，到现在一天就10多起。”
随着电信网络诈骗的猖獗，电子证据检验室的工作地点也从办公室延伸到了国外，2016年，检验室的青年民警庄辰前往老挝，展开了为期十多天的跨境侦查工作。
随着新时代科技兴警的全速前进，天津公安也在不断地进行着科技创新和信息化应用实践。视频资料检验室吕游深有体会，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通过最新的查询技术，吕游已经率队连破几百起积案了。
每个法医的灵魂里，都住着一个刑警。而在吕游这个老刑警的知识储备里，法医学知识却也占着很大比重。2017年初秋，西青区某条街的便道上，一男子被抛尸在此，身上没有任何身份信息，如何快速确定尸源，成了摆在现场所有人面前的难题。吕游运用法医学知识、数字图像处理技术以及公安部最新人工智能平台加大数据查询手段，在尸僵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对该男尸的头像照片进行了图像处理，20分钟后当即确定了遇害人的身份。这也是天津第一起对尸体成功进行人脸识别的案例。
可见，偌大的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里面分门别类设置了十几个大大小小的业务科室，而对于一名优秀的技术警察而言，这些知识都是相通的。
70年弹指一挥间，在与刑事犯罪的较量中，天津刑事科学技术的革新脚步从未停止过。随着刑事技术、大数据等科技手段越来越先进，正义和真相有可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来源：天津市委政法委 天津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责任编辑：付静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