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问政后更应“问责”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作者: 李松   编辑：盛珊珊

　　为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解决少数部门、单位和机关干部“庸政、懒政、怠政”的问题，近年来，不少地方建立了以电视问政为代表的工作制度，把政府工作的监督权、评判权交给公众。从实施情况来看，这类节目已将监督重心从传统的批评性，转向以改进政府工作、服务民生为目标的建设性，但也受限于“问政层面难以深入”“只问不改”等诸多现实困局。
　　上海财经大学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麻国安教授接受采访时认为：“电视问政只是手段，关键还在于‘问后’能不能解决好公众当面提出的问题，这是检验电视问政效果的试金石。”

激活双重效应

　　武汉是电视问政风暴的发源地。2010年，武汉以电视作为“百姓参与、百姓评说、百姓监督”的中介媒体，以电视问政方式让公众监督政府，落实服务承诺，提升服务质量，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至今，电视问政在湖北、湖南、广东、河南等多个省市出现，已形成一个相对比较固定的模式——由暗访短片、场内互动、场外互动、监督报告、专家点评、现场打分、表态发言等环节构成。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仙芝认为，电视问政以“问答”的方式为公众展示了利益诉求表达和与某些政治代表人物互动的学习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曝光了传统政府管理的决策“暗箱”，使政府在透明公开协商的框架下处理社会热点问题。
　　“电视问政中有些官员的‘汗流浃背’、‘尴尬’，以及主持人犀利的反问，动摇了官本位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发展室主任李炜认为，电视问政是群众参政议政的一种形式，群众对公共事务的监督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得到了一定的保障和体现，调动了群众参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对政府而言，电视问政既是政府塑造形象的平台，又使社会监督作用得以加强。“作为‘责任政府’的代表，干部要像面对纪检监察部门一样，有同等的义务接受媒体监督和公众问责。在电视问政的过程中，主政领导肯定会面临尖锐的批评和尴尬的场景，但同样也创造了与群众平等交流、协商共治的氛围，甚至由此逐步奠造政府的公信力。”李炜说。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电视问政有生动的现场互动，干部有机会充分发挥积极能动性，既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也拉近政府与公众的距离。

受限三大困局

　　尽管多数政府部门能积极参与到电视问政的节目中，在加强舆论监督、实现干群沟通、实施治庸问责、推动解决问题方面收到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三大困局。
　　困局之一：问政层面难以深入 目前电视问政的议题设置，基本依赖于当地政府的支持力度，地方政府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电视问政类节目能否成功。一些电视问政选题集中在交通、城管、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之类的民生层面，很难深入到其他层面，这制约了电视问政的深广度。
　　困局之二：部分电视问政变成“秀政” 虽然在问政现场经常会出现官员“面红耳赤”、“直冒冷汗”的场景，但公众批评的尺度上，依然没有完全放开。有些官员把电视问政变成了政策发布会，而那些提问的记者和现场嘉宾，则成了可有可无的陪衬。在有些地方的电视问政中，参与问政的官员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维护自己的形象，不愿意让电视问政超出自己的控制之外，对问政中出现的问题、事实要求事先审定，对播出内容的剪辑也要一一过目。如此电视问政，容易变成自问自答的“秀政”。
　　困局之三：缺乏后续监督保障机制 在有些电视问政中，个别官员面对公众的责问，尽管当场疾言厉色、义正词严，但在电视问政后，随着舆论热度逐渐降低，一些问题再无下文。
　　武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车延高认为，电视问政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一个临时性的承诺，而是要从种种现象的背后发现体制、观念、文化等原因，建立一种长效的机制，寻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

“问后”更应问责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政府要想发挥电视问政更好的监督作用，解决实际问题，还需要标本兼治。
　　“应把电视问政与政府信访、网络问政、电话问政等其他群众参与途径联系起来，确立常态开放的民意收集机制。”胡仙芝建议，“问政对象应扩大范围，从问政相关部门一把手到基层机构的负责人，实现问政常态化。”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教授建议，电视台可在纪检监察机关的支持下，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合作，由地方人大常委会主持电视问政节目，因为这样做可以把政府官员的表现与其政治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这样才能督促党政官员认真对待群众提出的问题，也才能让电视问政这类节目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电视问政作为公民参与的新渠道，必须有法治化路径，但目前还缺乏相关的法律条文规范。”麻国安建议，政府要将法治落到实处，引导全民有序参与政治，真正实现电视问政的社会效果，必须要建立健全与法律条文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和管理制度规定，制定与电视问政相配套的政策措施。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电视问政尤其要加强“问后”的回访和检查。“电视问政同时也要给政府方面更多的关注，尤其是对问政中关注的问题应该有深度的报道，有持续的跟踪，有政府工作的全面反映。不管时间多长，工作多么复杂，都应该有客观而中立的立场和反映。”胡仙芝说。
　　“电视问政之后更应‘问责’。”李炜认为，应让民意民情的考量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官员的官帽，推动官员更多兢兢业业、“为民情民忧冒汗”，而不是仅仅是为了应付电视问政的短短数十分钟内“冒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