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人”平台准入门槛低，对用户的实名认证要求形同虚设。不法利益的驱使以及“租人”软件运营的不健全，容易滋生违法犯罪风险。规范“租人”软件，需要政府部门加强监管，也需要网络平台加强自律。
随着APP、微信公众号的迅猛发展，“租人”也迅速成为蹿红网络的关键词。
“租人”作为社交软件的分化，最早的雏形可能是2011年爆红网络的“租个女友回家过年”。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一些创业者通过微信公众号或APP开设“租人”平台，用户可以通过这样的平台将自己租出去或租一个人，租约的内容扩展到“吃饭、喝咖啡、打游戏、健身、减压陪聊”等。
在“互联网+”时代，“租人”似乎契合网络技术与社会生活的发展，但其中也潜藏着不少法律风险，甚至存在违法犯罪的可能。
实名认证形同虚设
女性比男性受欢迎
搜索几大应用商店和微信公众号，“租人”关键词对应了十几个平台。
这些“租人”平台拥有大量活跃用户，平台按城市、性别、租客或雇主等信息对用户进行分类，其中颜值高的、出租次数多的，身份信息介绍排名靠前。用户在注册时只需按规定填写个人信息完成登记，就可以“上架”等待联络。
某“租人”平台的客服六六说：“出租的妹纸都是实名认证，付款之后才能看到对方联系方式，然后添加好友自己约时间见面。”
所谓的实名认证其实很简单。大多数“租人”平台的审核相当“宽松”——如果想出租自己，不需要上传身份证、验证实名信息等资料，哪怕上传别人的资料，几分钟后一样可以通过平台审核，上线出租；租人者的注册步骤更简单，只需填写手机验证码，其他内容可以随意填写。不过，赴约时间、地点确实是由租赁双方自行聊天决定。
据知情人士透露，开发一个“租人”平台很简单，并不需要有什么资质，只要有技术就行。开发出的软件通过推广就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上线，应用平台一般都会审核通过。
“有些‘租人’APP在应用平台搜索不到，但是可以通过扫二维码下载。”上述知情人士说，这样的APP可以不通过任何应用平台，只需推广二维码就能获得用户，但这样的APP都是不正规的。
明码标价是“租人”平台普遍采用的形式，“租人”以小时计算，各个平台的价格并不一样，一般由出租者自己定，女性外貌条件好的往往价格高些，时薪从几十元到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不等。相对于女性，出租自己的男同胞就没有那么高的价格了，最多也就标价几十元，一般0元出租也无人问津。
据六六介绍，“租人”APP只是提供一个让大家彼此认识的平台，并不从中收取任何费用，租人者出多少钱全部都是给出租者的。租人者与出租者之间怎么谈，APP平台不管。
“租人”信息藏性暗示
利益驱动引社会风险
如果“租人”仅限于“陪聊天、看电影、吃饭”，这种“租人”交易尽管有些“另类”，但作为新型网络化生活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契合和满足了一些年轻人的网络社交需求。
不过，由于“租人”平台准入门槛低，对用户的实名认证要求形同虚设，唯一真实的信息仅是手机号，所以“租人”平台也潜藏不少风险。
在“租人”平台出租自己的大多是女性，而且在平台上展示的照片大多比较暴露，见面的“暗号”设定也极其暧昧。一些“租人”平台为了吸引、争夺用户，也会主动使用带有性暗示的词语或者图片。
此前，有媒体报道，通过“租人”平台接触的10位女性出租者中，有4位愿意高价格提供性交易服务，要价在每天2000元至3000元不等。
对此，陕西师范大学网新系教师、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郭栋说，从目前来看，一些“租人”软件掺杂荷尔蒙因素，如果不加强监管，这个行业可能引起严重后果，比如性疾病的传播和人文道德的颠覆。
不仅如此，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李玮认为，“租人”行为很容易将自己置于一个完全不可控的陌生环境，进而给自己带来一系列无法预料的伤害。不法利益的驱使以及“租人”软件运营的不健全，更是容易滋生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
新生事物有新特性
规范还需双管齐下
“租人”软件既能服务人也能出卖人，甚至可能成为侵犯人、危害人的工具。对于此类新生事物，如何祛除其“毒性”？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认为，目前关于网络平台的责任尚没有具体明确。根据有关规定，一旦出现问题，并且网络平台有意让这些问题出现，那么网络平台就有责任。然而，对于什么样的情况算“有意”，没有明确规定。
李玮说，“租人”软件能够产生并且快速发展原因有三点：一是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社交大多依托于社交平台进行，这大大限制了现实社交的圈子。在此情况下，陪聊天、陪看电影、陪吃饭等，确实成为部分年轻人的新型社交需求；二是社会压力,尤其是来自家庭的各种压力，使得很多大龄青年为了暂时抵御这种压力，而选择求租对象或者把自己租出去；三是一些不法利益的刺激，有些人打着社交平台的旗号干着非法交易的勾当。
“这种现象反映的是新技术形势下人际传播的一种创新形式，也是活跃在九零后和零零后之间的一种传播形式。”郭栋说，不过，这种形式可能会引起一些社会人文道德的混乱，所以必须加强监管。
对此，李玮说：“如果是合法、健康的‘租人’交易，是应该包容和支持的；但若超越了法律和道德边界，相关部门需要对其进行规制，尤其是治理其中存在的非法交易。”
李玮建议从三方面规范“租人”软件：法律规范，但由于“租人”软件是新生事物、新生现象，法律又具有天然的滞后性，因此法律的完善与健全必然需要一个过程；政府监管部门对软件运营进行定期审查，对各种涉嫌违法交易的“租人”软件及时查处；“租人”平台与“租人”交易参与者需要加强法律自律与道德自律。比如，软件平台需要对内容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把关，交易参与人必须自觉远离违法的“租人”交易。“政府部门监管和平台自律是当下最可行的规范手段”。
郭栋认为，规范“租人”软件应双管齐下，一方面由国家层面出台法律法规,出台具体的监管措施；另一方面需要提升网民素质，让用户自我规范、相互监督。在互联网形式下,应该提倡多元化规范，让使用者、平台、第三方、监管部门都参与进来。
“需要注意的是，应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租人’软件，成人虽然能承担相应后果，但也应该在法律监管下规范其行为。对此，相关部门做的应是软治理，而不能全靠权力的震慑力来解决。”郭栋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