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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里,我们聆听平安绍兴的脚步

发布于:2015-3-31 9:05:15  浏览:1984次

  

  绍兴市坚持发展“枫桥经验”,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通过纵深推进平安建设,促进社会环境持续优化。在当地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绍兴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探索法治、德治、自治并举的综合治理模式,在服务经济发展、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改善社会治安、优化乡村治理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并以优异成绩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现今,绍兴全市上下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作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平安建设,更加注重系统化强、整体性高的平安绍兴建设,扎实落实平安建设各项措施,积极开展各项创建活动,形成各乡镇(街道)百花齐放的局面,为绍兴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和谐保障。

  乡贤回报桑梓情

  绍兴袍江新区孙端镇,是较早培育发展乡贤文化的乡镇之一。2012年10月以来,孙端镇涌现出一大批有作为、有威望、为社会作出较大贡献的有用人才。到2014年6月,全镇每个村都建立了自己的乡贤参事会,首批创会会员已达到250人以上。
  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16个村级乡贤参事会在协助村里开展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协同参与农村社会建设和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实在而有益的工作。当地初步建立起以村党组织为核心、村民自治组织为主体、村乡贤参事会为补充、村民广泛参与的乡村治理新模式。
  乡贤参事会积极参与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涌现出许多乡贤典范。如榆林村乡贤参事会会长潘根富出资200万元为村里建路造桥,樊浦村29位乡贤捐资167万元翻建村文体活动中心,新河村建立了1500万元的乡贤冠名基金用于公益事业。
  除了热心公益事业,乡贤参事会还主动帮扶农村困难群体,扶危济困。樊浦村乡贤顾关林自2006年以来,每年出资为全村村民办理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老年人进行慰问,累计捐资金额达190万元。镇卫生院退休医生朱国鑫在新河村委内设立卫生保健室,为村民提供日常的医疗咨询。
  以“乡情、亲情、友情”为纽带,乡贤参事会成员积极调处村民纠纷,通过发挥亲缘、人缘、地缘的优势,协调解决农村邻里纠纷,促进了邻里和谐。
  绍兴市柯桥区漓渚镇九板桥村是典型的半山区村,盛产花木。九板桥村户籍人口不足千人,但经商办企业的村民特别多。收入提高了,生活改善了,越来越多的村民想为自己的故乡作点贡献。
  “在外闯荡的村民致富后,非常关心家乡的建设,回报桑梓的愿望很强烈。”九板桥村委主任包伟良说。
  今年2月28日上午,柯桥区漓渚镇九板桥村乡贤参事会正式成立,这是柯桥区第一个村级乡贤参事会。参事会由热心服务本村经济社会建设的乡贤自愿组成,宗旨是“村事民议、村事民治”,协助推动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九板桥村党委书记斯建国说,成立乡贤参事会的目的,就是让在外创业拼搏的村里人有个情感上的归宿,并借助乡贤参事会这个平台,汇聚更多力量为村里多办实事。
  在成立大会上,24位乡贤现场捐赠了66万元作为乡贤发展基金,用于村里的公益民生事业。1997年就走出家门做花木生意的斯志良,是现在村里最大的花木经营户。今年春节回家,听说村里要成立乡贤参事会,他立即报名加入,并慷慨捐赠5万元。
  “成立乡贤组织,打好农村人才回归牌,是乡村治理的一种好办法。”漓渚镇相关负责人说,“利用乡贤组织聚力助力,改善村容村貌,使越来越多的村里人自觉地加入到美丽乡村建设中去,是全民参与的一种美好探索。”

  矛盾调解多元化

  “上面部分以石头为界,中间以古楝树为界,下面在上面两点延长线与公路水泥沿相交处凿横为标志。”这是村民矛盾调解协议上面的一段话,嵊州市北漳镇董坞岗村联村组长宣读后,这起界址纠纷终于画上了一个令双方都满意的句号。
  “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往往是由一些生活琐事引起的。”北漳镇纪委书记郑永全说,自2012年起,北漳镇以“进村入户拉家常”、组建“民情微群”、下村“现场办公”等“三线工作法”为载体,创新引入“第三方”介入机制,已经探索出一套“左邻右舍评是非”的工作法。
  在“左邻右舍评是非”工作法中,镇、村两级干部参与调解,再整合、引入“左邻右舍”(当事人邻居、网格相关成员、所在村的镇党代表、人大代表、有公信力的村民等)共同参与,利用他们对情况比较熟悉、立场较为客观、具有一定民意引导力的优势,对矛盾纠纷进行剖析评判。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让群众不跑远路、不花钞票、不打官司、不伤感情,就地解决矛盾纠纷,这就是我们开展这套工作法的初衷。”郑永全说。“左邻右舍评是非”实施后,北漳镇的矛盾纠纷减少了,镇干部调处矛盾的能力和效率提高了,群众的主人翁意识也增强了。
  在距离北漳镇18公里的新昌县沙溪镇,推行的则是另外一种调解模式———采用“3+X”纠纷调解模式,积极打造“老百姓身边的法庭”。
  “3+X”调解模式,是指发挥行政村调解组织的力量,整合乡镇(街道)相关部门、社会力量等资源,对各类矛盾纠纷及时进行调解的模式。“3”是指每个行政村的调解小组由3个人组成,一般由行政村调解委员会主任担任组长,另2名组员由纠纷双方在行政村调解员中各选1人担任;“X”是指镇综治办、纪委、相关办公室、职能站(所)等相关部门人员,以及两代表一委员、农村法律顾问、所在行政村村干部、民间老娘舅等人员。
  当村民发生一般矛盾时,首先由村调解主任和纠纷双方各选1名村调解员共3人进行调解,镇司法所、村法律顾问作为“X”视情况决定是否参加调解。若矛盾无法调解,则再由镇司法所、纠纷涉及相关站所工作人员和村调解主任3人组成“镇纠纷调解庭”进行调解,纠纷双方选择的调解代理人则作为“X”视情况决定是否参加调解。
  2013年4月,沙溪镇上蔡岙村村民蒋某在山上种果树,由于种植的果树与同村村民唐某家的祖坟距离较近,双方起了争执。唐某通过便民调解联系卡,请村里“3+X”纠纷调解庭进行调解。村调解主任登记受理后,在村调解庭进行调解。在调解过程中,调解庭坚持既要保证蒋某种树的权利,又要照顾到当地的风俗习惯,最终作出“蒋某可在距离唐某家的祖坟4米外山地种植果树”的处理意见。对此,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并以口头形式达成了协议。同时,这件纠纷的处理结果也成为上蔡岙村的一条村民公约———村民在山地种树,需距离他人祖坟4米以上。
  沙溪镇“3+X”纠纷调解模式实施2年来,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也获得了殊荣———它成为绍兴市唯一入选的矛盾处理模式,被收录到由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编写的国家《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经验选集》,作为典型经验在全国推广。

  “枫桥式乡镇”创建聚民心

  “枫桥经验”是绍兴的“传家宝”、“金名片”。创建“枫桥式乡镇”的过程中,绍兴涌现出一大批创建模范乡镇,新昌城南乡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该乡党委、政府以建设“平安城南”为主线,通过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的方式,妥善化解矛盾纠纷、健全社会防控体系、积极营造德治氛围,为“枫桥式乡镇”创建打下扎实基础。
  城南乡注重机制建设,建立起“平安城南110社会联动”机制、“代表委员直通车”机制,并成立了乡调解服务中心。2014年以来,110调解联动工作室已处置社会联动警情70余起,有效发挥了调解工作职能,实现了联动处置的顺畅、高效。特别是乡调解服务中心,通过有效整合各类调解资源,成立了垃圾填埋场专项工作调解组,成功调解土地纠纷85起。
  城南乡还注重德治提升,积极创新“文明引路、文化育人”举措,用道德文化凝聚民心。“之前在我们城南乡,尤其是农村地区,邻里、婆媳矛盾经常发生,我们乡镇干部常常忙着跑去‘救火’。”城南乡综治办负责人说,“为此,我们城南乡从2012年开始在农村地区举办‘十好民星’评比,评选出‘好邻里’、‘好婆媳’、‘好妯娌’等等10个‘好民星’。”
  “第一届办下来,村民间矛盾减少了,素质提高了,我们也不用常常去‘救火’了。”城南乡综治办负责人笑着说。第二年,城南乡对活动做了推广延伸,开展“十佳标兵”评比活动,在全乡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等领域评选出行业领军人。
  同时,城南乡通过“文化联姻”塑造精神家园,整合各村文化资源,组织各村开展各类体育比赛,举办农民文化节、农民运动会等系列文体活动,真正将乡村两级管理转化为自我约束管理、道德引领,凝聚社会正能量,为创建“枫桥式乡镇”构筑坚实堡垒。
  此外,城南乡注重打防并举,严厉打击“两抢一盗”案件、坚决查处违纪行为,并加强平安宣传,通过进村入户发放平安城南小卡片和调解工作手册,提升群众对平安建设的知晓率。
  在“枫桥经验”的发源地诸暨,优秀的文化底蕴奠定了诸暨各地创建“枫桥式乡镇”的扎实基础。
  近年来,枫源村荣获诸暨市新农村建设示范村、诸暨市文明村、诸暨市乡风文明示范村等称号,这是枫源村结合本村实
  际,以“枫桥经验”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
  理和自我保护的一个缩影。
  “村里的事,只要让村民广泛参与,让村民拿意见,什么事都好办。”枫源村村委会主任骆根土说。为了把村民自治落到实处,枫源村创新决策机制,按照重大村务决策坚持先党内后党外、先党员后群众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推行“三上三下”民主决策机制。
  “一上一下”征集议题,根据上级党委政府的工作部署和本村工作实际,村两委会考虑拟决策事项,上门入户广泛征求村民意见;“二上二下”酝酿论证,村两委会分析汇总意见、建议,提出建议方案,提交党员议事会、民主恳谈会(听证会)及专业部门,对方案事项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深入讨论,进一步形成共识,完善方案;“三上三下”审议决定,村两委会讨论确定方案,提交党员会议审议通过,再经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后组织实施。
  赵友根是枫桥镇枫源村泰山村村民,他经常跟外地的亲戚说:“现在我们村基本没啥事情了,就算有点小事也都在村里调解了,很少有需要镇里出面才能解决的情况,乡里乡亲之间的关系比以前好多了。”
  “‘三上三下’民主决策机制及配套制度的制定实施,有效地实现了从‘给说法’到‘我解释’的转变,村民的责任意识得到了增强。”骆根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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