驼背的母亲

　　驼背的母亲一直是我记忆中母亲的形象。

　　母亲的驼背源于一场灾难：1970年1月5日凌晨通海发生的那场惨绝人寰的震级达7.8级的大地震（死亡人数超过1.5万人，与唐山地震、汶川地震一起构成了新中国三次死亡超过万人的震殇），母亲为了保护年仅3岁的我，用身体紧紧抵住靠墙的大柜子，一直坚持到邻居来救援。残墙终于没有倒下来，但母亲的腰部、背部却再没有挺直起来，变成了弓字形。最为痛心的是，为了救我，母亲没来得及去救助其他三个姐姐，而年仅18岁、已经当了知青、睡在另一个房间的二姐不幸震亡。失去二姐对母亲的打击是致命的，母亲在等待父亲从外地赶回来的几天里几乎滴水未进。要知道，二姐当时是我们家最聪明、最漂亮、最听话、最懂事也是最有出息、最有前途的孩子。许多年以后，母亲还是一看见二姐生前的照片就会掉泪，有时甚至伤心欲绝。上大学后，我悄悄将二姐生前仅有的几张照片收走，带在身边，直到现在，怕的就是母亲再伤心。 

　　二姐死后，母亲几乎将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而我当时还不谙世事。母亲经常对我说，我的命也是拣来的。母亲怀我时已三十九岁高龄，全身浮肿，生产时大流血不止，母子生命垂危，最后转到昆明的云大医院，才得以保住母子的性命。我的出生如此艰难，以至于成年后的我很少过生日，一想到母亲为了生我差点连命都搭上，便再没有多少过生日的兴致——儿子的生日，母亲的苦日。母亲给了我两次生命。 

　　母亲的能干是公认的。由于父亲常年在外，母亲既当爹又当妈，既要为全家的生计起早贪黑苦干农活，又要在家里忙里忙外操持家务。听亲戚们讲，年青时的母亲干活，那是一股狠劲、一股不服输的拼命精神。薅秧可以从田边到田头不抬头歇一下，挑粪上山可以跟劳动力稍差的男人相比。母亲也说，鸡叫一遍起床到山上挑柴，天不亮就挑肥料到自留地，太阳还没有升起就要到队上干活。所以，“大包干”（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一家三口（大姐外嫁后）全靠母亲一个女人做农活苦“工分”，非但不“超支”，年底还会有少量的“分红”，干部社员无不交口称赞。在家中，母亲同样是一把好手。大到杀鸡宰鸭，小到绣花做鞋，无所不会，无所不精，街坊四邻无不敬佩。她心灵手巧，绣花做鞋贴补家用，卖瓜子、甘蔗供我们读书。她给我们纳的鞋垫至今都还在用，她做的家乡传统菜如青豆米粑粑、酱油蒸鲫鱼、夹沙肉等至今仍是我最爱吃的美味小吃。她还能腌制一手好咸菜，青菜、萝卜、藠头、蒜头、芹菜等等，都能成为她腌制的食材，她所在过的地方——弥勒、个旧、昆明、玉溪，很多人都尝过她腌制的可口咸菜。 

　　母亲的节俭也是出名的。她从小要求我们不准剩饭剩菜、不准挑饭挑菜、不准倒饭倒菜。她常说：一颗谷，累呢哭。脸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忙到头就只有这么一点粮食，如果随便浪费，那就只有饿肚子。所以，母亲每年都会精打细算，把每年有限的粮食分配到每个月。有时年关收成不好，母亲就用麦面、玉米面拌饭，甚至用红苕、蚕豆、稗子救急。每年寒暑两假，母亲都会带着我和三姐到田里、山上地里拾麦子、蚕豆、谷子，每次拾到的数量虽少，但积少成多，也能帮助解决一点粮荒问题。母亲是有心的，她常常将白米饭留给我们，自己则吃杂粮、菜叶充饥。即便如此，她还很乐观地说，比起58、59年闹饥荒，现在好得多了。那时，吃肉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奢望。但母亲很有办法，一年养的年猪宰杀后，除了卖一部分，母亲总是要留一部分家用，她腌制香肠、做油炸肉、腌肉，每到我们馋时或者生病时，她总像变戏法一样能够让我们在饭桌上见到肉。母亲总说，要细水长流，才不会吃上顿没下顿。所以，即便是杀一只鸡，除非人多能吃完，母亲也会很小心地用油炸后把它们分开来吃，今天吃一点明天吃一点，而不会全部一锅炖。母亲节俭却不小气，她乐善施助、热心助人。即便日子很艰难，她也常常接济更加困难的亲戚、邻里、老乡甚至素不相识的人，而且从不要别人回报。在与我们在玉溪共同生活的日子里，我们搬了两次家，每次最舍不得我们搬走的就是值班的门卫和保安，因为他们常常得到母亲的帮助和接济，无论是物质还是金钱。她会给上门收废旧物品的人送些水果或者糕点，会多买一些蔬菜然后送给邻居，会给遇到的一些陌生人送些衣裤，会给她认为可怜的人捐些钱，甚至有一次被车撞倒，她反过来安慰肇事者不用担心，不要他付一分医药费。时至今日，她还教育我们说：不要和卖小菜的人讲价，那是穷人；碰到走街串巷挑着担子卖水果的老人，要尽量多买些，好让人家早点回家；遇上讨钱的人，能给多少给多少，这是积德；不要给他们买任何东西，他们已经够吃够穿。其实，他们自己过得非常节俭，一如当年小心、精细。即便多冷的天气，也舍不得用烤火器；基本不看电视，怕电费贵；我们买给他们的稍贵点的衣服，不是舍不得穿就是送人；很少给自己买点想吃的东西，怕花钱。 

　　母亲是个文盲，却懂得教育和鼓励子女多读书、学文化、做个有知识的人。母亲最大的欣慰就是我从小学习成绩优异，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而厌学的三姐为学业却没少挨过母亲的责骂。母亲格外照顾和关心我，很少让我干农活，好吃好穿的也优先满足我。母亲很少到学校看我，除了开家长会，因为她从不担心我在学校的表现情况。凡是她来学校找我，不是送吃的就是送穿的。记得我上初三最后一学期那年，一天下午，大雨瓢泼，我们正在教室上课，老师示意我教室外有人找我。我走出教室，看见母亲戴着斗笠、披着蓑衣，手里捧着一捧山楂，笑眯眯地看着我，而斗笠、蓑衣上的雨滴还在不断地往下滴，脚上的鞋子全湿透了，旁边放着她干完农活的一对雨水浸湿的篾箩。我心头一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母亲却迅速将山楂往我的口袋、裤包里放，放完后又催促我赶快回去上课。其实，远比这样关怀、疼爱我的事情还很多，但这一场景始终深深定格在了我脑海里。 

　　母亲于2014年10月15日无疾而终，终年89岁。母亲生前听到了这篇文字。弯腰的母亲形象永远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母爱的形象 

　　（作者：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检察院 柏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