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弟兄姊妹多，大哥老大我老五，大哥长我18岁。1979年9月，大哥调入刚组建的宁夏中卫县检察院时，我考入宁夏大学中文系读书，1979年是个分水岭，我和大哥都开始了人生中新的起点。大哥性子直，脾气犟，干啥都是风风火火、说干就干，绝不拖泥带水。而我则性子敦厚，文人气质多些，做事都是按部就班、不慌不忙、不急不躁。1983年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新建立的固原县彭阳一中教书。临行前，我去找大哥，见大哥伏在堆满文件盒的办公桌上，用他惯用的蝇头小楷忙着写公诉书。大哥嘱咐我，干啥都要不怕吃苦，要下功夫，从踏入校门第一天起就立志要做个好教师，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期间，不时有大哥的同事进门交谈工作事宜，检察官长检察官短的叫着，我心里美滋滋的。本来，大哥打算送我去报到上班的，但当时正值大“严打”的特殊时期，大哥特忙，他掏给我50块钱作路费，决定不送我去上班了。
今年“五一”小长假，我带着全家到乡下老家看望已在乡下种了多年地的大哥。曾经当过检察官的大哥已是七十四岁的高龄了，近几年每次回乡下探望大哥，真切感受到大哥真的老了，虽说精神头还不错，但腿弯背弓，摇摆蹒跚，走路慢了许多。得了腱鞘炎的十指，弯曲粗糙，缠满了胶带。些微浮肿的脸，也掩盖不了岁月的皱纹，几乎全白的头发刻满岁月的沧桑。唯有头脑清醒，思维清晰，说话流利。每次看到我们回来，大哥总是面带微笑，总是不厌其烦地把他读书求学，从事医疗、检察工作的经历讲给我们听。从大哥的微笑和言语中看出，对我和侄子们回来看望他，心里感到很甜很暖。
大哥在我们那个封闭的小山村里，创造了许多的第一，第一个读高中，第一个上大学，第一个公家人。他毕业于兰州大学医学院，刚参加工作是在卫生部门，先后在老家当地的中卫县医院、中医院、妇幼医院坐诊当大夫。与他共过事的同事和一些与他相识的人，至今还称呼他为“大夫”。上世纪六十年中期，大哥从县卫生局转行到检察部门，文革时期，检察院被撤销，又到公安部门，1979年，又第一个回到恢复重建后的检察机关。他是中卫检察史上仅有的一个在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前后工作过并在检察院退休的人，也是唯一一个退休后回老家种地务农的中卫检察人。
1979年，中卫县公安局马副局长授命担任检察长，负责重新组建县检察院，组织部门从原来检察院干部中选调的第一个人选就是我大哥。组建初期，大哥既负责政工室工作又负责办公室工作，既要选调干部，又要解决办公用房、设备等问题。当时县检察院一无所有，借了商业局的一间仓库办公，工作人员基本上就是大哥一个人，在马检的指挥下，大哥不厌其烦地向县政府主管后勤保障领导争取房子和办公设备，很快办公用房问题得到解决。有了基本保障后，中卫县检察院迅速承担起了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各项责任人。恢复重建工作也得到了当时的上级检察机关银南地区检察分院的表扬和肯定。
中卫检察院恢复重建后不久，大哥担任法纪检察科（反渎职贪污局的前身）科长，他到检察院上任查办的第一起案件，是县供销联社主任贪污案，该主任和我大哥是老乡，高中同学，也熟悉认识。刚开始查办，就有不少的熟人、朋友、亲戚为该主任讲情，主任目空一切，态度傲慢，自恃为县域的经济发展有功，拒不认罪。大哥回绝一切讲情，在身患严重胃病情况下，克服病痛，带领科室人员内联外调，从每一笔账目查起，彻底查清了主任贪污的事实，后该主任成为中卫第一个判处有期徒刑的镇、乡正职领导，起了非常大的震慑作用。
大哥当过院党组成员、副书记和院里一些科室的负责人，但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作院领导，也从来没有享受过院领导的待遇。对于这些他从来不向我们提起，也从来不向组织反映，他从来就是不该得的坚决不得，该得的没得到也决不伸手要。但他唯独对一项荣誉“耿耿于怀”，那是为表彰在检察事业奉献三十年以上的老同志而颁发的一份纪念证书和纪念证章。他一直希望能够补发证书和证章，在他看来这份证书和这枚证章是他的“终身信仰”，如能得到死而无憾。可是，人生就是如此，多圆满还是会有遗憾。
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晴。如今我的检察官大哥已离开检察岗位近十多年，但他念念不忘他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检察事业，常常向我打听和了解检察工作，每当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总滔滔不绝讲他的工作经历，传授他人生的所悟所得，分享他的喜和乐。
这就是我那在检察院工作过的检察官大哥。（黑占财 中卫市柔远中学）
来源：宁夏检察 责任编辑：赵利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