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者，为生者权，为死者言，是行走在生与死的边缘，与亡魂交流的行者，也有人说他们是“生与死之间的语言翻译者，冰冷而温暖的亡魂代言人”，但是他们却以强大的职业信念与专业素养让“法医”这个称谓代表着光明正义，充满着温度。
最初的梦想
张田，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一名拥有11年工作经验的80后基层女法医。她说：“我对法医最初的认识源于一部名为《鉴证实录》的港剧。”
张田从小就有一个医生梦，她说：“小时候对医生，尤其是军医特别感兴趣，直到看到了《鉴证实录》这部港剧，才意识到还有这样一种职业，既和医生有关，又这么刺激，符合我的个性。”1999年，北京并没有招收法医的本科院校，高考报志愿时张田毅然选择了两千公里外的华西医科大学。
起初张田的父母十分反对女儿的这个决定。最后，张田妥协，但仍将第二志愿填报了法医专业。分数出来后，张田和第一志愿失之交臂，“分数出来的时候，我以为会落榜，没想到的是，我竟然被第二志愿录取了！”张田所就读的法医专业有40多人，女生只有10人。毕业时，大多数同学选择做医生，而张田回到北京，成为北京市警察局房山分局的一名基层法医。
或许在外人眼中，每一次解剖都该是惊心动魄，张田说：“其实我们法医和医院病理科很像，可能是民众觉得我们更神秘吧。”
法医工作中遇到最棘手的情况就是很难查出死亡原因，张田的表情变得认真严肃起来，“这个时候法医就需要逐一地排除致死原因，必要时还会请教专家进行会诊推论。身为法医，不论是自杀还是他杀，我们都需要给死亡一个结论”。
张田在基层法医的岗位上摸爬滚打已经有11个年头，协助破案百余起。接触的案子多了，也并非所有的非正常死亡都涉及刑事案件。 2011年，一名来京打工的贵州男子因肝病恶化自杀。外地来京人员非正常死亡，必须经过法医鉴定，开具死亡证明。
张田排除他杀后，在开具死亡证明时，死者的妻子却付不起200元的尸体存放费用，“她是一个非常瘦小的女人，除了死者欠下的1000多元的医药费，还有两个孩子”，死者妻子无法安葬亡夫的焦急与对以后生活的担忧，张田都看在眼里。
为此，她紧急请示了领导，为这个已经破碎的家庭申请减免这笔费用，“因为他们（死者家属和孩子）总要开始新生活”，张田的语气里有着不容置疑的责任感。
母亲的软肋
在这11年的法医生涯中，只有一例是自己无法进行下去的检验，“那是我身为母亲的软肋”，张田的声音变得轻而低。“大约是5、6年前的一个夏天，非正常死亡现场”，张田轻轻地说：“死者是一个1岁多的孩子，我到达现场的时候，看到他正躺在父亲做的一口小棺材里”。
根据死者的母亲陈述，事发时她去院外的厕所方便，顺手把孩子放在厕所门口。本以为孩子不会乱走，没想到，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孩子自己爬到厕所旁的水渠，跌落下去，溺亡。
为了排除刑事案件的可能，张田和同事把孩子的尸体带回分局检验。看着小小的尸体躺在冰冷的解剖台上，“特别安详，就好像睡着了一样。因为当时我的孩子也才3岁，那种揪心的悲伤难以抑制”，张田抽了抽有点发红的鼻子，“我把解剖刀举起来，又放下。我不忍心动他，下不去手”，直到最后，她也无法进行尸体检验，后来的工作是由张田的同事代为完成的。
为生命作证
经历了这起婴幼儿意外死亡的事件后，张田发现自己在工作中的软肋就是作为母亲的怜悯与心软，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自我心理建设，“我反复提醒自己，在检验工作中，我的身份是一名法医，不是一个母亲”，当再次遇到类似的情况时，她逼着自己，硬顶着将尸检完成，查出真实死因，这样才能告慰死者，也往往是死者家属最大的心愿。
张田娴熟地把CT片卡在灯箱上，查看每一处影像。
法医不仅仅是跟尸体打交道。遇到斗殴纠纷等情况时，也需要法医验伤来给量刑提供依据。“说的通俗一点，我们做验伤时是只管看不管治，我们会告诉一些伤者需要注意的情况，一旦有情况出现要及时就医。”张田说。张田每年要接待3000多例验伤或者伤残鉴定。
如今张田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大儿子9岁、小儿子1岁多，而对于自己的职业，她从未对孩子有过隐瞒。在孩子眼中，母亲的法医职业无比神圣和重要。
9岁的大儿子刚通过了钢琴考级，张田希望他长大后能去学医，最后继承自己的衣钵。
虽然身为警察，身为法医，张田的工作很忙没有什么时间陪伴孩子。但是在儿子们心里，妈妈，就是最伟大的英雄。
人对于死亡，都有一种敬畏和恐惧。能够直面生死和接触生死的人，必有强大的内心和成熟的心境，也更能平静地看待生死。法医不仅需要医护工作者‘医者仁心’的职业道德，更需要执法者‘匡扶正义’的使命感。为生命作证，法医，就是这样的一群人。
来源：正警事儿 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闵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