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初，儿子把父亲打到骨折，父亲誓将儿子送进监狱；楼上漏水楼下遭罪，为赔偿你误工我住院；防盗门改个方向，邻里间30年积怨一触即发。
现如今，形同陌路的父子关系逐渐“破冰”；楼上楼下的矛盾终得化解；彼此“看不顺眼”的嫌隙与隔阂烟消云散。
徐汇区位于上海市中心城区西南部
社会关系看似错综复杂，矛盾的产生、积累、加深、转移，交织成社会网中的“千千结”。捋顺社会关系的理论众多，但万变不离其宗，在社会主义法治的框架内，根据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恰到好处地运用各种矛盾化解手段，是在基层开展社会治理、筑造和谐安定的重要方式。
闹上法庭的父子：没有解不开的心结
“这事没得商量，我一定要把他关进去！”徐汇区华泾镇的法律顾问魏建平还记得第一次面对李老先生的时候，他态度极其强硬，事情看起来毫无转圜的余地。
李老先生口中的“他”，是他唯一的亲生儿子小李。
老先生今年76岁，前几年，老伴和儿媳相继离世，只留下父子俩。亲人的离去让这个家蒙上阴影，父子俩心情都不好，加上生活习惯不同，父子间多次产生矛盾，甚至日渐加深。有一天两人间矛盾爆发，儿子一怒之下竟把父亲的腿打得骨折了。
魏建平（左一）
怒气冲冲的父亲誓要将儿子告上法庭送进监狱。面对“闹掰”的父子关系，街道、派出所几番疏导却并无进展。这个“烫手的山芋”按公共法律服务的办事流程，到了魏建平手里。
稍作了解他就明白，判刑绝不是解决问题的理想方式。儿子要是进监狱，父亲再无近亲属，谁来照顾晚年生活？何况李老先生的积蓄因为治疗腿伤而所剩无几，经济方面遇到的困难实在不小。
于是，魏建平决定说服李老先生放弃把儿子“关进去”的执念，以要求儿子支付赡养费的名义提起民事诉讼。而选择让父子俩走上法庭，也是为了能让他们在“不得不”面对面沟通的过程中解开心结。
对老先生的说服工作有了点眉目，魏建平又忙着联系儿子。一开始的电话，儿子一个也不接，原来接了太多“规劝”电话的儿子产生了逆反心理。于是魏建平发了短信给儿子，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态度。这次，魏建平等来了与对方的电话沟通的机会。
魏建平为社区居民普及民法典知识
谈及彼此间的矛盾，儿子的态度依旧排斥，谈到具体问题时甚至算得上冷漠。但魏建平还是把赡养权官司的相关法律规定耐心地向儿子解释，也将父亲的想法和诉求告诉了他。
开庭的日子，正是上海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法庭上，平日里谈起对方恨不得“咬牙切齿”的两个人，却表现得异常安静，室外的寒意似乎也因此少了几分。
父亲胜诉了。魏建平说，“我觉得很幸运的是，通过法庭交流，不但儿子认识到自己应该承担相应的赡养义务，而且各自态度都有缓和。”
很快父子关系就有了改善。早上出门前，儿子会去敲敲父亲的房门，看看父亲有没有什么需要。父亲知道儿子在关心自己，有意给点声响作为回应。
2016年，徐汇区深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三级体系建设，成立了全市首家区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完成全区13个街镇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和306个居委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建设，由律师担任社区法律顾问。
魏建平就是一位“元老级”社区法律顾问。他说，“现实情况繁琐纷杂，基层纠纷化解需要兼顾法律、人情和社情，所以我们要尽力想办法，把每一个心结都解开，让每一次服务更完善。”
不相往来的邻居：他们“背对背”，我就和他们“面对面”
黄红梅今年69岁，在漕河泾街道担任专职人民调解员已有13年。但凡有调解工作，只要路程不远，她就会骑上自行车去社区。
“我也记不清上下楼多少次，反正整个过程持续了大半天。他们不肯当面沟通，那我只好上上下下地跑。”黄红梅回忆起自己调解过的一桩纠纷，似乎双腿还能感觉到一阵酸麻。
几个月前，住在冠生园路的小张来势汹汹地跑来找黄红梅，“楼上的住户漏水到我家，明明说好了要修，现在又不修了，怎么办？”
黄红梅调解场景
还没来得及联系对方核实情况，没想到楼上的住户也来寻求帮助，老太太见到黄红梅一脸委屈：“已经好几个月了，楼下天天骚扰我们，我老头子都气出脑梗了！”
双方各执一词，当然要实地查看个究竟才能见分晓。
一进小张家，黄红梅就发现漏水情况确实挺严重。她先具体了解了小张的赔偿要求，接着就到楼上和老太太沟通。她先问：“楼下的水确实是从你家漏下去的吗？”老太太答“是”，黄红梅稍稍放下心来。只有责任得到了明确，才能接着谈赔偿的事。
经了解，漏水发生在一个多月前，当时老太太夫妻拿出一万块作为补偿，让小张请物业来维修，并表示不够可以再补。当时双方没什么矛盾，还签下协议书。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在双方意料之外。
先是物业公司认为小张家装修豪华，他们没有能力修复。于是小张只能请来其他公司。但由于漏水情况比较严重，一时半会儿修不完，维修期间小张一家要搬出去住，这就涉及住宿费。而为了处理这件事，小张请了好几天假，这又涉及误工费。小张认为，这些损失都因漏水问题而发生，应该得到赔偿。
可是老太太夫妻俩不情愿了，认为什么都要他们赔偿并不合理，觉得自己“碰上了无赖”。后来，双方分歧越来越大，最终闹得不可开交。
黄红梅承办过的典型案例被汇编成册
一边是忿忿不平历数楼上“罪状”，另一边却是“遭遇无赖”而情绪激动，双方对面对面沟通都是一口拒绝。于是黄红梅只能上上下下爬楼，反反复复沟通，等到最终调解方案敲定，她不但气喘吁吁，而且腰酸腿胀。可令人欣慰的是，双方终于签了一份人民调解协议书，责任明确，问题解决，气也顺了。
在成为调解员之前，黄红梅就是个热心肠，“小区里没有水了，我就打电话给相关部门；看见别人起争执了，我会凑上去劝架”，她自诩“志愿者”，自愿做这些事。
截至去年，作为专职调解员的黄红梅已成功调处各类纠纷1400余起，制作协议书664件，完成轻伤委托、治安委托201起，防止民转刑案件12起，成功调处10余起群体性矛盾，化解一批在社区有较大影响的纠纷事件。
甘棠树下的约定：沉进社区甘当解纷人
“我不敢说所有矛盾能百分百化解，但基本都能得到调处，因为我们还有社区法官。”谈起徐汇区的社区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机制，黄红梅特别自豪。她所说的“社区法官”，正是徐汇法院“甘棠树下”社区法官工作室（以下简称“工作室”）的法官。
这些年，上海法院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探索出具有特色的多元解纷工作方法，不断提高服务群众的能力水平。而成立于2018年的“甘棠树下”社区法官工作室，由徐汇法院建立，如今已成为“徐汇模式”的司法为民新名片。
“三年的社区法官之路，我们与调解员、与社区群众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我和同事的工作遇到困难时，这些情谊都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力量，”社区法官王宏霞说。
王宏霞
作为专职社区法官，他们需要对接全区13个街镇的各种司法服务需求，除了法律咨询、巡回讲座，还要奔走在社区治理各种“疑难杂症”。
一个雨天，王宏霞和法官助理来到徐家汇街道某老小区。一户卢姓居民在装修时，把防盗门从向内开改为向外开，而老小区楼道狭窄，向外开的防盗门正好挡住了邻居家门。邻居要求卢家把门改回向内开，卢家拒绝。
这本是一桩简单的邻里纠纷。可是卢家两口子都70多岁了，邻居赵家两位老人更是年过九旬，老太太还瘫痪在床，同住的小儿子患有狂躁症。而且两家不和已近30年，积怨因为这扇防盗门彻底爆发。
王宏霞在进行了细致调查后，先来到赵家。“邻里之间以和为贵，是不是可以建议卢家在防盗门上开个网门，每次开关门时都小心一些，避免与您这里碰撞……”
王宏霞调解场景
看到建议没有被直接拒绝，她召集赵、卢两家进行调解，不料调解中两家人又一言不合互相指责，各自拍案而去。
王宏霞是不会气馁的。这次她来到卢家。“毕竟是邻居，对方家中有患者，不要太刺激对方，大家要换位思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全解让卢家有所触动，最终同意拆门。
如今，工作室里像王宏霞这样专职和兼职的志愿者社区法官共有32位。他们风雨兼程，无畏付出，收获也颇丰。近三年来，工作室审查人民调解协议1719份，出具调解书和司法确认裁定书1193份，提供“涉老案件亲情服务”82次，参与现场调解超百次。
王宏霞说：“上门调解结案后收获的一声道谢，指导调委会调解后得到的更规范的协议，开展法律咨询后看到的那些笑脸，都让我觉得，我的坚守收获了不同于坐堂问审的温情。”
来源：上海政法综治网
责任编辑：陈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