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绍兴实验”

8月18日讯　今年以来，一个叫杭兰英的村干部被置到了闪光灯下。在上虞区崧厦镇祝温村党总支书记这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工作了28年后，她的那些事迹被挖掘出来，引起了中央、省、市领导的关注，并被各类媒体广泛报道。
　　杭兰英所站立的土壤，是上虞祝温这个小小的村庄。因为朴素的田园风光，淳朴的民风，广泛的社会参与，以及良好的公共服务体系，让这个看似平静的乡村，具有打动人心的伟大力量。在那些村庄的土地上，孕育了绍兴最受人关注的社会治理经验。上世纪60年代，在诸暨枫桥的钟瑛村里，他们“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
　　这一做法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和批示，“枫桥经验”由此红遍全国。半个多世纪过去，无论是绍兴还是整个中国，前所未有的市景变迁席卷而至，但“枫桥经验”历久弥新。
　　从钟瑛到祝温，两个相距数十公里的村庄，看起来似乎并没什么关系，而在时间的河流上眺望，他们所指向的是同一个命题：如何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
　　打造村庄共同体
　　绍兴的乡村素来是一块充满变革精神的土地。
　　上世纪60年代，在今天柯桥区等地的一些村庄里，一些大胆的村支书开始带领当地农民创办社队企业，工业化的种子由此被播下。及至市场年代，早年的乡村工业化曙光演变成一股洪流，受益于早年的苏南模式，柯桥区等地由此成为中国改革的急先锋。
　　从早年的分田到户，到土地流转，再到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近30年里，绍兴大量的乡村中诞生了一批明星式的村干部。像杨汛桥的展望村、钱清的梅二村、福全的新风村，一时成为村庄的楷模，这些小小的村庄，也吸引了国家领导人的到访。
　　在世纪之交后，绍兴各地的村庄涌现出了一批社会治理的典型。从夏履莲东村开始的“夏履程序”，通过采用零招待制度对村干部的权力进行了约束；嵊州三界镇的八郑村，将村庄民主形成为8大流程，探索出了“八郑规程”；而从新昌儒岙镇石磁村发源的“乡村典章”，则将村务分成3大类，进入到村民代表会议讨论。
　　不难发现，从经济领域出发，再到社会治理领域，绍兴乡村的热点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来自于经济社会的变化本身。
　　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年代，发展乡村经济，成为村干部的主轴；而在做大“蛋糕”后，如何分配“蛋糕”，实现公平正义，保障每一个村民的权利，则成为了村庄治理的重心。而归根结底，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分配“蛋糕”，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人类更好的生活。
　　而经济的发展，社会转型期的到来，利益主体的分化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化解社会矛盾，建设和美乡村，绍兴不胜枚举的乡村治理经验，致力于建设的正在面对不断转变的形势，打造出一个村庄共同体。而建设乡村共同体，其中流砥柱则是共产党员和基层干部。
　　村党支部是党组织在农村最基层的组织，是神经系统的最末梢，他直接面对的是千家万户的老百姓，是感知社情民意的触发器，也是消解民生冷暖的蓄水池。而对农村民众而言，共产党人的好坏标准，则体现在他是否具有为民情怀、务实精神、清廉本色和担当意识。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那样：“基层干部离群众最近，群众看我们党，首先看基层干部。”“要把基层干部队伍选拔好、培养好、建设好，让基层干部更好地做工作。”以群众满意为导向，以杭兰英为典型，绍兴所要探索的真正命题是：如何实现乡村善治？
　　乡村善治“民情通”
　　乡村，是一个有着自己固有伦理的场域。
　　中国漫长的历史，造就了村庄特有的伦理道德体系、生产生活逻辑。而工业化的到来，全球化的扩散，使得乡村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原有的村庄里，村庄矛盾的化解主要靠宗族长老维系，熟人社会中的族规家法对一个人的行为构成了规范制约；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外来人口的涌入，绍兴大量的村庄正在向半熟人社会过渡，这种外部性的挑战，利益关系的日渐复杂，都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以一个简单的案例为例：在一个村庄里，两户人家因琐事吵架了。因为第三方力量未及时介入，最后双方上了法院。一点小事进入司法程序，不但提高了司法成本，严格依法的判决结果更让双方难解心结，甚至可能演化成一个信访问题。但如果干部对两户家庭的情况熟悉，可能只要把他们拉拢，拍拍肩膀、消消气，问题就解决了。
　　解决农村的问题，乡镇、村干部必须对老百姓的情况熟悉。在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内容的基础上，双方就会拥有共同语言，建立起情感上的联系。
　　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去年绍兴推行了“民情通”工作。“民情通”所要解决的是联系服务群众全覆盖、点对点面对面做群众工作，做到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
　　所谓的网格化管理，就是把100户左右人家划为一个网格，由驻村干部、站所干部、村两委会干部“承包”这个网格，一起来解决网格里的问题。而要解决问题，首先是熟悉网格里每一户家庭的情况，定期主动上门走访联系。
　　“民情通”所树立的是一种面对面做群众工作的导向，鼓励乡镇、村干部做“全科医生”，什么都懂一点，从“条条干部”变成“块块干部”，从被动变成主动上门服务。
　　我们可以注意到，绍兴在推行“民情通”的过程中，去除了眼花缭乱的新载体新名词，减少了大量机关化的考核和数据台账，着眼简便、务实、可持续，制定标准化实施细则。
　　什么是标准化？就是对乡镇干部、村干部都列出一些最基本的，一直要坚持下去的工作规程，比如驻村干部对每户人家都熟悉，每个村民的名字都叫得出来，等等。这些标准是必须做到的，是简单的，关键是坚持标准做好每件简单的事，积累成基层基础。
　　在标准化的过程中，“民情通”将信息技术和“大数据”进行了巧妙的结合。在“民情通”工作中，绍兴通过干部走村入户，面对面沟通、点对点服务，正在建立起乡村治理的基本档案。而这些档案一汇总，将形成一个强大的数据库。
　　一个村庄平时需要几天进行一次议事、它当前的社会热点是什么，根据这些基本信息所形成的数据库，能及时对社会趋势做出分析和研判，并由此科学地制定、观察、评估公共政策。
　　作为绍兴基层治理的一项重要载体，“民情通”不是运动式的走过场，而是作为一项制度和一套有效方法将实现固化。而通过档案的积累，有了大数据，任何乡镇、村干部一接到问题，就能根据这户人家历史积累的人际关系、经济现状等情况，迅速介入，实现解决问题高效化。
　　基层治理实验区
　　去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强调“社会治理”而非“社会管理”，不是简单的词语变化，而是思想观念的变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对绍兴提出的考问是：如何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
　　我们不难注意到，从去年开始，绍兴启动了两项大计划：一是干部社会化评价，二是民间人才“万人计划”。前者通过将部门局办一把手的岗位目标责任制进行公示、上电视亮相等方式，变体制内的干部评定为民众参与评价，引起了巨大反响；后者则通过对民间人才评定星级，凝聚起了一大批社会人才。
　　两件事情，关涉群体截然不同，但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共同指向的一个方向是：实现社会化。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而言，激发各类社会主体的参与热情，正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在绍兴的乡村基层社会，活跃着各类文艺积极分子、竹编匠人、泥水工等，通过“万人计划”，对他们的手艺、职业予以肯定，对这些社会中的平民来说，是一种身份的肯定，也让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归属感。
　　在这个基础上，充分发挥各人的特长，如让文艺分子在村里进行义演等，鼓励他们参与各种公共事务，让他们觉得自己是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激发他们的荣誉感，增强他们的家园意识和共同体意识，在进行自我管理的同时，也将形成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
　　这种参与必须是平等的，不是看谁的经济地位高，也不是看谁的权力势力大，而是靠平等参与公共事务，靠平等的沟通与对话，这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素。
　　与此同时，绍兴鼓励乡贤回归，不仅号召他们回乡投资，更鼓励那些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带着他们的观念、思想、文化反哺乡村，和基层进行碰撞，以产生出互动的良好结果。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切入基层体系的建设，它将在产业发展、家园建设、文化重塑、人心温暖等各个层面产生积极的意义。这样的先例，不难在发达国家中找到。如日本，因为乡村与城市的精英保持着很好的沟通，像安藤忠雄、隈研吾这样的建筑大师，与乡村的工匠合作，设计建筑和陶瓷，既保护了乡村的文化和传统，又提升了这个行业的发展层次，更重要的是使乡村的发展生机勃勃。
　　乡贤回归，在中国也有着优良的传统。古老的科举制度打通了上下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为基层社会提供了向上流动的阶梯，另一方面“士”与“仕”们告老还乡，又在基层社会起到了凝聚精英、教化社会的作用。
　　这些年，经过城乡统筹，绍兴的公共服务和建设广泛覆盖到了乡村。卫生、安全、通讯等公共体系十分发达，在服务上逐步实现办事不出村，电商化让农村购物十分便捷，这些都为乡贤回归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回归正是大好时机。
　　对于一个村庄的发展来说，如果它的产业经济是发达的，公共服务是成熟的，党的领导是坚强有力的，在社会治理中又能发挥平民及乡贤等本土精英的作用，它一定是可持续的。
　　以乡村治理为突破口，掀开的仅仅是绍兴谋求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序幕。实现村庄、乡镇、县域及全市的善治，将绍兴全域打造成一个基层治理现代化实验区，这片素来不断变革求新的区域正在行进的路上。